人物简介：黄建军，退休教师，曾任海外教育学院海外学生部主任，副院长。泰国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2006年10月-2008年10月；2014年12月-2019年12月）和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2010年10月-2014年10月）首任中方院长。

2010年10月，我作为特拉华大学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说是“院长”，其实心里清楚，这个头衔背后是一张白纸——没有现成的生源，没有成熟的课程，连“孔子学院”四个字在当地人听来，也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符号。

怎么打开局面？我们联系上了大学附近的威明顿老年学院（Lifelong Learning），那里聚集着一批对世界仍有好奇心的退休人士。我听说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点兴趣，于是通过各种渠道主动联络、反复沟通，最终敲定开设汉语口语和中国书法两门课程。招生信息发出去后，报名很快满了二十人的上限。

我原以为只会是场面上的热闹，没想到第一堂课就让我暗自惊喜。

来上课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头发花白是常态，拄着拐杖也不稀奇。他们有的对汉语几乎一无所知，却对中国书法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热情。在他们眼里，一个个汉字不是表意的符号，而是可以“画”出来的图形——横竖撇捺是线条，墨色浓淡是明暗，整幅字就是一张抽象画。他们写出来的笔画常常位置不对、顺序混乱，但奇怪的是，章法和力度上却常有出彩之处，有一种我教不出来的野趣。

于是我从甲骨文讲起。我说，你们看这个“和”字——左边是“龠”，一种像排箫那样的乐器，右边是“禾”，表示读音。它原本的意思，是不同乐音相互应和、融汇成美妙的和声。后来中国人从这个音乐的画面里，悟出了更大的道理：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如果能像乐器合奏一样彼此配合、彼此倾听，就能达成真正的和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和为贵”。我又举了“中”字为例——它像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旗杆穿过正中，不偏不倚，我们的祖先从中悟出了“中庸之道”，凡事不走极端，求中正、求平衡。

他们听得两眼放光，有人恍然大悟般拍了下桌子。一位学员课后专门走过来对我说：“所以中国的‘和’，不是让大家全都一样，而是不一样的声音合在一起变好听了？”我说：“Exactly！”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不必翻译，他们自己就懂了。

讲到仓颉造字时，我顺便提了一句：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亚当斯大楼的青铜大门上，镶嵌着十二位影响世界的传奇人物浮雕，其中就有一位叫“TS’ANG CHIEH”，代表古老的东方文字文明。话音刚落，好几位学员同时叫出声来——“原来是他！我去华盛顿见过那个门，一直不知道那是谁！”

那一刻，我知道这课算是稳了。

班上有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太太，每次上课前，我提前半小时到校停车时，总能看到一辆红色小轿车安安稳稳地停在固定车位上。有时我们正好打个照面，她拄着拐杖，拎着笔墨和作业，步履蹒跚却不要人扶，一路有说有笑地跟我走进教室。下雪天儿子说要送她，她总谢绝：“年轻人忙，我自己还能动，不给家里人添麻烦。”她的作业永远是全班最认真的，每次进教室就摊开来给我看，得意地讲创作过程，偶尔指着某个瑕疵叹气，然后眼巴巴等着我点评。

还有一位老先生，年轻时在台湾学过一点中文，用的教材大概有些年头了，说起中文来文白相间、文绉绉的。每次见面，他都满脸笑意、郑重其事地跟我打招呼：“府上都好吧？”我心里觉得好笑，又不敢笑出来，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我答道“我想她们应该很好”，因为那时我家人都不在美国。然后我们就顺着聊起我的家人、聊起厦门的天气，他听得津津有味。他写字比旁人都讲究，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认真琢磨笔划的来路，写出来形神兼备，所以每学期末的展示作品他都格外珍惜，连续多次报名上我的课。

最让我意外的一次，是在临摹草书“难得糊涂”的时候。有个学生交上来的作业让我吃了一惊——不仅神似，而且每根线条的走势都清清楚楚，拐弯、提按、连带，一丝不乱。我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我想，‘难得糊涂’不是真糊涂，是心里清楚。所以我先找了这四个字的印刷体，一笔一笔对照草书的写法，发现每一划都有来历，不能乱来。弄明白了才下笔。”

我当时看着他，心里想：这不是我在教他，是他在教我。

学期结束时，我会给每位学员装裱一幅他们自己的作品作为纪念。当地没有装裱店，我就在住处对着视频教学片自己学，反复试验，第一次成功时，看着平平整整的成品，竟然有些感动——原来我也能把这手艺拿下来。

每学期的书法作品展示是全班的高潮。老年学院五百多名学员，大部分都会来看，不少人还要来好几趟，拍照、带朋友参观、追着我问下学期开不开班。有人对作品上的印章特别好奇，围着问这是什么字、做什么用。他们站在自己或同学的字前，喜形于色，像过节一样。

我在那些笑容里看到，他们收获的不只是一幅字，更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对话——和汉字对话，和几千年前的造字者对话，也和另一个文明中的自己对话。

其实说起来，我开这门课的初衷很简单——让美国人知道，世界上不只有拼音文字，还有象形文字，它同样精彩。但教着教着，我自己反而收获更多。我更深地理解了汉字的博大精深：几千年前的甲骨文，今天的我们依然能辨认，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何其罕见。我甚至会在课上介绍甲骨文研究的现状，“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到现在，已经整理出甲骨文文字4500余个，已有约三分之一已经辨认出来，剩下的科研人员还在积极攻关，中国政府也在采取各种奖励措施加快这一进程。”我半开玩笑地鼓励他们：“有兴趣的，也可以加入这个行列。”

如果说这段经历有什么意义，我想大概是——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光芒，当它们相遇，不必争谁更亮，而是彼此照一照，就会生出新的光来。

那辆红色小轿车的主人后来有没有再来上课，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每次想起特拉华，脑海里总会先浮现出那个画面——空荡荡的停车场里，一辆鲜红的小轿车安静地停着，旁边不远处，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慢慢朝教室走去。她的背影很慢，但方向从没偏过。

就像书法里那一笔中锋，不急不躁，走得稳稳的。

（文/黄建军 图/黄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