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立恒，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2020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曾于英国卡迪夫大学孔子学院任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

时隔数年，当我重新打开那些存放在电脑里的课件和照片，记忆便像被大西洋的风吹开的书页，一页页翻回到大不列颠那个遥远的、海风微凉的夏日。那时我作为孔子学院的志愿者教师，正在威尔士的土地上，与一群十二三岁的少年一起，“磕磕绊绊”地搭建一座通往中文的桥。

七月中旬将至，卡迪夫（Cardiff）的夏日迟迟不肯热烈，阳光铺洒在街道上，像是给这座城渲染了一层复古的色调。孔子学院下属各教学点的中文课，也在这层光晕里，渐渐迎来尾声。学期结束，总是会带着一点迟缓的意味——最后一堂课上得格外慢，黑板上的拼音写得格外工整，连下课铃响时，学生们收拾书包的动作，似乎都比往常迟了些。而对我们这些任期届满的志愿者教师来说，回程的脚步声，也正从远方慢慢靠近。

这里的课堂很少安静，多数时候，十二三岁的少年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问不完的问题、闹腾不完的兴致。带着那份对中国的好奇，他们抢着念“你好”，把“谢谢”挂在嘴边；他们追问“为什么中文有四个声调”，然后自己试着说“妈—麻—马—骂”，笑成一团。在那些喧腾的午后，我常常觉得，语言的种子不是在安静的土壤里发芽的，它需要关怀的阳光、鲜活的笑声，甚至一点令人头疼的嘈杂，才能真正扎下根来。

在赴任时光里，我先后走过威尔士地区的四所学校，足迹从首府卡迪夫延展到偏远的城镇。课程形式有线上教学、有线下面授；节奏有每周固定的延续性课程，也有零散的体验课；班级人数最少不过五人，最多约三十人，坐满了教室的每一张椅子。每次推开一扇新的教室门，面对一双双不同颜色的瞳孔，面对无数求知与好奇的眼神，我都要重新思考和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这些孩子，对一种遥远而陌生的语言、对一种温和而精深的文化产生亲近感？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座叫Bridgend的小镇，和那里一所叫做Brynteg School的学校。它坐落在威尔士南部，小镇安静得像一幅画，节奏很慢，绿茵起伏。可去往那里的路途并不轻松——每个教学日，我要从卡迪夫中央车站搭上将近一小时的火车，抵达Bridgend后，还需步行二十分钟，才能看见学校的身影。但当我走进校门，走廊里已经有学生认出我，远远地用蹩脚的中文喊“你好，老师”。那一瞬间，路途的疲惫便在一句简单的招呼下烟消云散了。

那年学校恰好建校五十周年。半个世纪的沉淀，让它在这座小镇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在威尔士地区，多数学校都是威尔士语和英语的双语学校，学生自幼浸润在双语环境中，思维敏捷，表达力强。而在那间中文教室里，他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语言——一门来自遥远东方的、完全区别于印欧语系的、每一个字符都像小小图画的汉语。

我负责的中文班，是由六名Year8学生组成的小群体，都是十二三岁的年纪。课程安排为两周一次，不纳入学分，属于兴趣拓展性质的课外课程。任务量不算重，但我反而因此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去设计每一堂课。我选择以主题教学为主线，每一堂课围绕一个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展开：打招呼、数字、交通、天气、运动、食物……词汇和句子的学习都包裹在这些主题里，像把星芒藏在云层后面，等学生们自己拨开云，发现光。

每讲一个主题，我都会提问：“你们知道的中文词有哪些？”学生们迫不及待地举手，发音稚嫩却明亮。我们一起扩展，一起造句，一起尝试用中文简单描述自己的生活日常。我也惊喜地发现，他们会主动说“我喜欢足球，但我不喜欢下雨”，会用刚学的词组来急切地告诉大家自己的兴趣爱好、想做的事。小班的规模，让每一次问答都格外从容。我能记住每个人的发音偏差，能注意到谁今天比上次多说了一个句子，能看见他们从拘谨到放松、从陌生到熟悉。在一句句的表达中，中文不再是课本上静止的符号和异域的图案，而成了流动的、有韵律的、属于他们每个人自己的东西，中文课也开始拥有了新的温度和意义。

而穿插在语言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活动，更是点燃了这些孩子的好奇心。剪纸课上，红纸在剪刀下旋转翻飞，一个个并不完美但有个人巧思的窗花承载着每个人的热情；毽球课上，彩色羽毛在教室里飞舞，踢不到球的哄笑声此起彼伏。他们会问“中国的小朋友也玩这个吗？”我笑着回应。那一刻，我意识到，文化从来不是陈列架上展物，它可以是一只小小的毽子、一张红纸、一首歌曲——是能够穿山越海，抵达另一个孩子手里的东西。它或许简单、朴素，却可以在地球另一侧的一间小小教室里，开出花来。

在所有任课学校里，有些学生是因好奇而来，有些则是因为将来想在GCSE考试中选择中文作为外语科目而提前探索。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当他们站在我面前，开口说出一句完整流畅的中文句子时，我都觉得，那是莫大的成就。那里的教育体系里，GCSE相当于中考，语言科目中可选择中文。孔子学院下属的部分学校，会在Year9或Year10为感兴趣的学生开设正式的中文选修课。而这几个Year8的孩子，也许就是届时选修中文的那批人。我的课堂，或许正是他们与中文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像是一场精心准备的初见，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表现得足够好，但我确定倾尽了我全部的热忱。

回望这段教学旅程，每一个班级都有它独特的性格：有的像静谧的星空，有的像跃动的篝火；有的需要反复鼓励才敢开口，有的争先恐后唯恐没有机会。而我作为站在台前的那个人，也在每一次铃声响起、每一次板书写满又擦去、每一次学生说出“我会了”的惊喜表情中，完成了一次次从“教中文的人”到“传递文化的人”的身份认同。

我想于我们所有志愿者而言，无论在哪一方土地，我们所教授的，或许从来不只是词语和句子，更是一种让对方看见另一片辽阔土地的方式。作为个人来说，我也学着理解他们的世界：威尔士语里藏着本土文化的记忆，英语里拂动着周遭大西洋的晚风。当一种语言邂逅另一种语言，不是覆盖，不是替代，而是像两条河流交汇，彼此拓宽了自己的海岸线。

徐志摩曾以英国康桥为引，写下“悄悄是别离的笙箫”。但我与这群孩子们的离别却无法“悄悄”。这段经历，不会因为任期的终结而落幕，它将永远成为我前行的底气和光芒。学院撒向五洲四海的每一粒种子，都不是随风飘散的——它们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努力地生长，带着中文的温暖，也带着对多样文明的敬意。或者说，学院把我们交给了世界，也把一个更大的世界交还给了我们。而我们带回来的，是无数个跨文化的晨曦与黄昏，是语言与语言之间交互时那些细碎而闪光的确信。

七十年，对一所学院来说，是一个值得郑重回望的刻度。回望的不只是斐然的荣誉与成就，更是那些年被派往世界各地的志愿者们——成千上万次出发，成千上万间教室，成千上万声“你好”和“再见”。当七十周年院庆的钟声响起，希望这则关于威尔士小镇、关于这些学校和几个孩子的故事，能成为众多回声中的一缕。或许放到七十年绵延不绝的叙事长卷之中，它很轻，但不单薄；它很小，却也足够真实。因为它记录了一个青年学生志愿者，怎样在一间异国的教室里，与孩子们种下汉字，也让自己重新认识了文明互鉴的肌理与分量；亦证明了有一种传播，不是靠宏大的宣言，而是靠一双手、一支粉笔、一颗愿意走近另一个文化的心，日复一日地，在彼岸的讲台上，写下中文的名姓。

（文字/姜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