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第四期，是潘懋元先生追忆学院发展的文章。文章梳理了厦门大学海外教育从1955年确定办学方向，到华侨函授部创立、更名，学科调整，到升格为海外函授学院的发展历程。先生以亲历者视角记述初创往事，展现厦大开展海外华文教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早期探索与历史担当。值此厦门大学海外教育暨国际中文教育70周年之际，重新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1955年5月，我随时厦大副校长、党委书记陆维特到北京参加高教部召开的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陆副校长向高教部副部长黄松龄汇报厦大发展方向问题：根据厦大的历史背景和地理条件，拟以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作为长期的努力方向。黄副部长表示十分赞同，并嘱拟出具体方案，报请批准。陆副校长回校后，经过一番酝酿，并请示福建省省委省政府、中侨委和陈嘉庚先生，得到各方的同意和支持，正式提出申请。当年底，高教部就批复，颁发了《关于厦门大学发展方向的决定》，确定：“厦门大学应以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为今后发展方向。”并提出具体指示：除要求在物理、化学、生物和经济、外语、历史等系分别设置有关这两个方向的专业或专门化和逐年增加侨生招生比例外，还提出要筹建有关的科研与教学机构。次年，就创办了“南洋研究所”、“华侨函授部”和与中科院合作创办“海洋研究所”（即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前身）。

南洋研究所和华侨函授部，都是在1956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两个机构的成立大会联合举行，就在建南大会堂的三楼会议厅举行。说是成立大会，并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出席的领导、来宾、各系代表、两个机构的教师共约百把人。陆副校长主持，王亚南校长讲了话。10月1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天气晴朗。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大家在大会堂三楼上，眺望大海，水天一色，开阔的视野，象征着无限的前程。

1956年10月1日，厦大成立南洋研究所和华侨函授部

在南洋研究所大楼尚未建成之前，两个单位就在建南大会堂的三楼工作，其后才迁到南洋研究所大楼，函授部只占用大楼的第三层。华侨函授部最初只设数、理、化三个专修科，还曾一度增设生物专修科。聘请数学系的方德植系主任兼任部主任。其后设置了中文专修科，又由于函授部当时是培养侨校的中学教师，增聘教育学教研室的陈汝惠副教授任部副主任。培养中学教师必须开教育课程，但国内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不宜作为海外教材，由我主编、张曼因执笔，编写了一本《教育概论》。

华侨函授部后来改称“海外函授部”，意在扩大生源，非华侨的华人和港澳同胞都可作为招生对象。设科也有所变动，数、理、化、生的华校教师数量不多，也不一定非在国内培养不可，因而陆续停办。华文、华语教师需要量较多，而且华文报纸、华人作家以至商务部门，都需要华文、华语人才，因而华文专修科一枝独秀。不久，又应华侨的要求，增设中医科，包括针灸班。中医教育不能只靠函授，还必须面授和临床实习，就和厦大医院合作在厦大医院设置面授和实习基地，聘请医院的中医师兼职。中文和中医的函授教育，对弘扬祖国文化起了重大作用，对厦门大学的海外声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东南亚华侨华人，是先知道海外函授部然后才知道祖国东南还有厦门大学这一最高学府的。

文化大革命中，南洋研究所和海外函授部都被迫停办。文革后，南洋研究所先恢复，海外华侨华人和校友，纷纷来信来电盼望复校，经过一番呼吁与努力，才获批准复办招生，并任命蒋林为复办后的海外函授部主任，黄选卿与蔡铁民为副主任。

1980年，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函授部升格为海外函授学院，同时新建学院大楼，指定我兼任院长，实际工作主要是由副院长蒋林、蔡铁民、李燕棠、刘孔廉等和总支书记白蓝承担的。我除了特殊情况外，每周只到学院办公半天，讨论一些重要问题。说我是首任院长，其实是很不称职的。海外函授学院及其后的海外教育学院，都是我的后任者和教师、职工们所做的贡献。

值此50周年庆典之际，谨祝海外教育学院在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厦门大学国际化的发展上，做出更为出色的贡献。

（潘懋元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首任院长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