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5 月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暖意，漫过厦门的骑楼老街时，我正攥着手机、紧盯着陌生的电子地图，像追逐光斑的飞蛾，在这座陌生城市里寻找属于生日的仪式感。作为斯里兰卡来中国求学的留学生，我有个执拗的习惯——每年生日，我都会独自探索一处未知之地。就像三十五年前我懵懂降临人世，一点点熟悉周遭的温度，我总想在生日这天，让一座陌生的城，慢慢染上我的足迹与气息。

厦门就是这样一个随机的选择，厦门大学于我，是地图上一个模糊的符号。彼时我只知道它需要繁琐的预约，对一个语言尚在磨合、独自旅行的外国人来说，太过麻烦。可命运的伏笔总藏在不经意的朋友圈里——我随手发了张南普陀寺的香火照，评论区突然弹出一个熟悉的名字：林姐，那位我本科假期做中文导游时接待过的客人，竟也是厦大的老师。

“既然来了，哪有不逛厦大的道理？”她的消息带着爽朗的笑意，“明天我带你进校园，尝尝我们厦大的食堂，就当提前考察啦，说不定以后你真会来这儿念书呢？”

我当时只当是玩笑。可当第二天的阳光穿过厦大的凤凰木，将红色的花瓣洒在芙蓉湖畔的石板路上，当建南大会堂的飞檐映着湛蓝的天空，当图书馆前的棕榈树摇曳出细碎的光影，我站在满目青翠的校园里，心脏突然跳得格外剧烈。那是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像漂泊的船终于望见了灯塔。还没走出南校门，我对着空气默默许下誓言：“厦大，我一定会来的。”

这句承诺，成了往后两年最坚定的信仰。2017 年，我真的以云南财经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考入了厦大。但研究生生涯正式开启，我入学时的底气被瞬间击碎。课堂上，比我中文流利的留学生大有人在，他们不仅学术功底扎实，还能随口吟诵唐诗宋词；研讨会上，有人熟练运用专业理论分析案例。我这才发现，曾经的“优秀”在厦大这片沃土上，不过是沧海一粟。

迷茫中，选导师的日子悄然而至。同学们都在暗地里打探心仪导师的消息，小心翼翼地撰写邮件，我也不例外。我的目标原本是学院的院长，那位在学术圈声名显赫的前辈。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打磨了一封自以为足够亮眼的邮件，细数自己的过往经历与学术热情，满怀期待地发送了出去。没想到，回复来得如此之快，不到一天就出现在了收件箱里。我深吸一口气点开，院长温和的文字跃入眼帘：“同学你好，很荣幸认识你。你的经历很出彩，我非常欣赏你的冲劲。不过，我想向你推荐一位学院里非常年轻且优秀的老师——朱宇”。他不仅学术能力突出，更懂得倾听学生的想法，相信你们会有很好的契合度。”我顺着院长的指引，重新编辑邮件，发给了那位素未谋面的朱宇老师。

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时，我心里没多少波澜。朱老师的回复来得更快，简洁得甚至有些“冷淡”：“明天我在 XXX 教室，上午几点到几点上课，可以过来找我。” 没有多余的寒暄，没有对我邮件内容的回应，只有一个时间地点。我盯着屏幕愣了愣，说不清是松了口气还是更加忐忑——至少他没有直接拒绝，可这份简洁，又让我摸不透他的态度。

第二天上午，我提前半小时就守在了教室门口。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讲课声和翻书声。我攥着衣角，反复在心里演练着自我介绍，手心不知不觉沁出了汗。终于，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目光紧紧盯着门口。这时，一位老师走了出来——他戴着细框眼镜，脸上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笑容，既不夸张地热络，也不疏离得冷漠，像春日里温和的阳光，让人莫名安心。他的声音比我想象中更轻柔，带着淡淡的暖意：“你是发邮件的那位同学吧？””

我猛地抬头，对上他温和的目光，之前准备好的话瞬间乱了套，只能结结巴巴地开始介绍自己：“老、老师您好！我叫 XXX，是斯里兰卡来的留学生，本科在云南财经大学，我特别想来厦大做研究，院长推荐我来找您……” 我语速飞快，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表达诚意的机会。他就那样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嘴角始终带着那抹温和的笑。等我终于说完，喘了口气，他才缓缓开口：“很好。我还没带过斯里兰卡的学生，非常欢迎你加入。” 顿了顿，他的眼神多了几分认真，“但要记住，我的要求有点高——如果你是真心想好好做研究，我很欢迎；如果只是想混个文凭，可能不太合适。”他的话不重，却像一颗石子，稳稳地落在了我慌乱的心湖里。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之前所有的紧张和忐忑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老师，我一定跟着您好好学！”他笑了笑，点头着说：“好，那以后多交流。”

就是这样一场仓促会见，将我的硕士生涯与朱宇老师连在了一起。

如今坐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办公室里，望着窗外辽阔的天空，我会想起与朱老师相处的那些日子。有自己问，除了学术，是否有什么好玩的趣事可以分享？其实并没有。朱老师就是这样一位纯粹的学者，严谨、负责，带着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感，用我们学生私下里的话说，“他是真的懂怎么指导学生”。

加入他的团队后，每周一次的组会从未间断。他坚持让我们保持阅读的习惯，每次组会都要逐一汇报心得，从文献的核心观点到个人的思考质疑，一丝一毫都不肯含糊。他还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研究项目分享给我们，带着我们走进语料库分析的世界——从搭建语料库的基础工作做起，跟着他研读Douglas Biber的理论，明白“语言的本质存在于真实交际活动中，不能仅依赖直觉或个别例句，而应基于大规模、真实语境中的语料库数据”。

于我而言，那是一段“挑战不可能”的经历。原本从未接触过量化研究与教育统计学的我，对着一串串数据、一个个模型，常常感到手足无措。可每当我面露难色时，朱老师总会投来温和的目光，嘴角带着熟悉的浅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像一股暖流，悄悄抚平了我内心的焦虑。真正让我沉下心来钻研的，或许正是他对待学术的那份极致态度——专注、审慎，又带着不灭的热忱，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学生。

说起来，朱老师的严格确实名不虚传。他的要求极高，却从不是苛责，而是对学术本身的敬畏。一篇文献综述，他会逐字逐句批改，指出逻辑的漏洞；一次汇报，他会追问到核心，直到我们理清所有模糊的概念。起初，我并不明白这份严格背后的深意，甚至不止一次萌生过放弃的念头，后悔当初选择了这样一位 “不好应付” 的导师。

更有意思的是，平日里能说一口流利中文、与人侃侃而谈的我，一到朱老师面前，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话都说不连贯，磕磕巴巴的，连自己都觉得奇怪。其实朱老师从未凶过我们，他说话的声音总是轻轻的，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亲切感，可我就是忍不住紧张。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种感觉是“害怕”还是“敬重”，或许是我的中文水平，还不足以精准形容这份复杂的心情——那是对一位严谨学者的尊重，也有受其学术态度感染而生的自我要求与压力。

当初踏入厦大时，我从未想过自己未来会成为一名青年学者，更别提跻身青年汉学家的行列。那会儿的我，连毕业论文都打着糊弄过关的念头，只盼着顺顺利利拿到学位就好。可跟着朱老师系统训练了几个月后，心底某种奇妙的变化悄悄生了根：我不再把阅读文献当作任务，反而常常捧着厚厚的专著研读；也不再畏惧提问，哪怕是现在看来格外幼稚的学术困惑，也总想着第一时间跑到老师办公室请教。想来，老师大抵是看穿了我这份笨拙却执拗的努力，每次我带着一脑袋问号找他，他总会噙着那抹熟悉的温和笑容，耐心地为我拆解逻辑、梳理思路，从不会有半分不耐烦。

我至今清晰记得论文选题时，他看着我列的几个稳妥选项，轻轻摇了摇头，认真地说：“不要选你觉得好研究的题目，要选一个你觉得难的、有挑战的题目 ——这样才有学术创新的空间，也才能真正锻炼你。” 如今我自己也站上了讲台，成为了一名导师，这句话便成了我常常对学生说起的箴言。那短短一句话，像一颗种子，从朱老师那里接过，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又传递给了下一代学子。

只是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远没有我最初设想的那般顺利。我的研究方向是 “数字时代斯里兰卡大学生汉语词汇学习行为量表研究”，这恰好是朱老师最擅长的领域，也意味着我要承受他最挑剔目光的审视。起初，我把精心撰写的访谈提纲发给老师，心里满是忐忑，没想到他很快回复，只做了几处细微修改，还特意加了一句：“你的提纲框架思路很清晰。” 我当时暗自窃喜，心想原来老师也没有传说中那么严格，这么快就认可了我的思路。可我万万没料到，真正的“打磨”从制定量表才刚刚拉开序幕。

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包含四个维度、十八个题项的量表，我和老师之间往返了十几封邮件，前前后后修改了十几次，每一个题项的措辞、每一个维度的划分，都要反复推敲，直到他点头说“可以了”才算结束。即便提出再多修改意见，朱老师的邮件语气始终温柔又礼貌，字里行间总不忘加上几句鼓励的话：“这个方向很好，再打磨一下会更完善”“这次的修改很有进步，继续坚持”，那些温暖的字句，像冬日里的暖阳，让我即便累得想放弃，也总能重新鼓起勇气。

就在这样一次次修改、一次次沟通中，我慢慢学会了用理论支撑思考，摸清了学术写作与口语表达的本质差异，更完整掌握了量化研究的逻辑闭环——从访谈设计到量表构建，从预调研后的信效度检验，再到大规模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最后落笔成文。那些日子里，我和老师之间的微信消息与邮件往来，早已多得数不清，每一条记录，都是我学术道路上一步步成长的印记。

可我也有过情绪崩溃的时候，甚至第一次对老师说了重话。为了参加预答辩，我特意从斯里兰卡的工作单位请假，辗转十几个小时飞回厦门。满心以为预答辩顺利通过，就能在1月如期毕业，可朱老师却在答辩结束后找我谈心，语气平静却坚定：“预答辩没问题，通过毕业答辩完全可以，但毕业不用着急。这篇论文还没达到你的最佳水平，我不想你带着一篇‘及格线’的作品离开厦大。”

那一刻，我积攒已久的委屈与疲惫瞬间爆发。一边是新工作的压力，一边是论文修改的煎熬，兼顾两边的我早已筋疲力尽，只盼着快点毕业尘埃落定。我红着眼眶，带着一丝赌气的意味对老师说：“老师，我不是中国人，您不用对我有这么高的要求，就让我顺利毕业不行吗？”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倔强让我不肯低头。

没想到朱老师没有生气，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才温和地笑了笑，语重心长地说：“安喜乐，你走进厦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哪个国家的研究生’之分，你只属于厦门大学这一届的研究生。在我这里，不管你们来自哪里，都是我的学生，我对你们的要求只会基于学术本身。而一旦你走出这座校门，你就是厦大的毕业生，你的论文、你的学识，都代表着厦大的水准。”

这番话像一记重锤，狠狠敲在我心上——我竟用“国籍”作为敷衍学术的借口，辜负了老师的良苦用心。那一刻，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满心的愧疚。我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许久，才轻声说：“好的老师，谢谢您，我知道了。”不久后，我带着老师的修改意见，默默回到了斯里兰卡，重新沉下心，开始了新一轮的打磨。

在朱老师一次次的催促与建议中，2020 年 7 月，我终于顺利毕业了。可疫情的突如其来，却给这段学生生涯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厦大，没能和那位“折磨”了我三年、也栽培了我三年的恩师拍一张毕业照，更没能亲手递上一束花，当面说一句藏在心底的感谢。最终，只在微信上敲下一段略显客套的文字，匆匆为这段求学时光画上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想来朱老师当时或许会想，这个总缠着他问东问西的学生终于不会再打扰他了。

可他不知道，从成为他弟子的那一刻起，这份联结就早已刻进了骨子里。毕业后不到几个月，我便忍不住再次联系他——这一次，我终于可以以 “同行” 的身份，给他 “安排工作” 了。彼时我已成为科伦坡大学的讲师，更牵头创立了斯里兰卡首份中文研究期刊Colombo Journal for Chinese Studies。期刊外审的诸多事务，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朱老师。有时候甚至没来得及问他愿不愿意，就直接将稿件发了过去——作为从他手中打磨出来的学者，我太清楚他的学术操守与对弟子的热忱。而朱老师，也从未让我失望，无论多忙，他从不拒绝我的求助，也从未遗漏过任何一封邮件。每一次回复，都满是鼓励与支持，像一盏灯，始终照亮我在异国他乡的学术之路。

更让我动容的是，每次联系，他总会不经意间问一句：“安喜乐，不想读博士吗？” 其实他早已为我铺过一条难得的路——曾经，他特意邀请来自己的美国博导，还逐一介绍了我们这些弟子。那位教授十分欣赏我，当场邀请我赴美国跟随她攻读博士学位。只可惜，因种种现实原因，我最终没能抓住这个机会。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翻篇，可朱老师却始终没有放弃我，毕业后仍两次主动提及读博的事，那份盼着弟子成才的心意，沉甸甸的，让我无比温暖。也正是这份持续的鼓励，让我重新燃起了追逐知识的渴望，再次回到了中国。

如今，我已在中国度过了整整十三个春秋。当初那个只为一纸文凭而来的留学生，如今站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讲台上，给中国留学生讲授 教育研究方法，给硕博学子担任指导小老师；我还以青年汉学家的身份走遍中国各地分享研究成果，也担任了多家期刊的审稿人。我的研究范畴，也从最初的语料库分析，慢慢拓展到国际中文教师研究、质性研究方法论，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这所有的一切转变，背后都站着这样的主角——朱宇教授。是他一次次的悉心指导，一次次的耐心解答，一次次近乎严苛的要求，让一个对研究一窍不通的人成长为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研究员。他一次次的信任让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异乡人，最终成为了斯里兰卡的青年汉学家。于朱老师而言，我或许只是他众多弟子中平凡的一个，甚至可能是不够优秀的那一个。可于我而言，他是我求学路上的引路人，是我学术生涯的奠基人，是我此生最敬重的恩师，更是我心中“中国好老师”最鲜活的模样。

十三载中国岁月，从陌生到熟悉，从求学客到传薪者，这片土地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而朱老师给予我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成长，更是跨越国界的温情与信仰。这份师恩，重逾千斤；这份与中国的缘分，绵延不绝。往后余生，我会带着这份教诲与温暖，继续在国际中文教育与汉学研究的道路上坚定前行，做中斯文化交流的桥梁，也做朱老师精神的传承者。(本文作者：安喜乐)

安喜乐（THELIKADA KANKANAMGE ASELA PRABATH KUMARA），男，斯里兰卡籍青年汉学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曾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任教四年，并担任斯里兰卡教育部本土中文教师年度培训项目总负责人，长期致力于推动斯中教育交流与本土中文师资建设。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师专业发展、人工智能与教育、质性研究等，已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