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厦门大学，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上世纪50年代，印尼的华校经历着蓬勃的发展。那时的华校都是华侨学校，用是中国的教科书，办学的目标之一是为祖国--中国培养人才。印尼华侨绝大部分都是爱国的，在新中国奋发图强的强烈感召下，华校发展得很快。由于政治的原因，印尼华校不能从中国聘请教师，一致印尼各地的华校都闹师资荒，不得不从华校高中毕业生寻找师资。最初，高中毕业生只教小学，后来连初中、高中也教了。那时华校的高中生，普遍都有这样的打算：毕业后，先留下，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教两三年书，然后回国升造，学成后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1954年，我在巴中高中毕业，便跟六位同届的同学一起到西加里曼丹的坤甸去教书。我们七位同学，只有一位教文史和代数，其他的都教数理化。我教的是初中数学。那时印尼各地的华校师资荒，最缺的就是数理化老师。一个高中毕业生教初中数理化，其水平如何，可想而知。如何提高师资水平，便成为华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1956年，厦门大学设立了华侨函授部，公开对海外华侨招收学生，优先照顾教师。报纸一登这个消息，一位前辈同事张老师即对我说：“小郭，你应该去报考，不要老想着回国。现在不回国也能当大学生”。在前辈们的鼓励下，我报考了。入学考试由坤甸中华工会主席亲自监考。大约一两个月后，有一天，张老师拿着一个褐色包裹找我，一见到我就说：“大学生，恭喜你！”一面把包裹递给我。我一看，包裹上有“厦门大学华侨函授部”红色印刷字。我打开一看，里面是算术讲义和通知书，我被厦大录取了。我的高兴就不用再说了。

厦门大学，是第一个关心、扶助海外华校的中国的大学，是海外华校的及时雨。按学习计划，我应该在1959年学完。可惜，因当年印尼发生了经济上的排华事件，印尼实施所谓“十号法令”，华侨不许在县级以下城市居住，被迫迁移到县级城市投靠亲戚，中国不得不派船来接难侨回国。函授学习，为此暂停了几年。好在中印关系几年后又恢复正常，函授学习又恢复进行。

1962年，我终于拿到了厦门大学的毕业证书，是王亚南校长签的字。

1965年印尼发生“九卅”事件后，进入长达三十多年的反华时期，特别是文教领域。1966年4月6日，全印尼的华校被封闭，校舍被霸占，不少华校教师被逮捕，反共反华的印尼大学生和中学生组织KAMI和KAPI，经常突击检查华人住家，看到中文书籍就没收或捣毁，主人被刁难和勒索。我十多年来陆续续买来的书，凡属社会科学和红色经典的，因恐怖不得不悄悄地焚毁了，连高中毕业的文凭、历年的成绩单，也跟着付之一炬。可是，王亚南校长签字的厦大文凭，我仍然保留到今天。因为它蕴涵着我的艰辛和厦大的温情。

我要重说：厦门大学，是第一个关心、伸手帮助海外华校的中国的大学。（2006年7月8日在“福清酒家”的讲话）